孤注一擲之所以不被推崇，就在于它的高風險性。我們制訂的計劃若是孤注一擲型的，執行起來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問題，計劃可能就會滿盤皆輸，根本沒有修正和調整的余地，更不會有第二次機會，這樣的計劃顯然是不可行的。
一直以來，人們對于孤注一擲的感覺都是錯綜復雜的，因為高風險往往與高回報聯系在一起。而冒險和賭博似乎是人類最大的天性，使得孤注一擲變成了一種充滿感情色彩的行動，分外引人入勝。人們既懷有對孤注一擲后果的恐懼，卻又抵制不住孤注一擲回報的誘惑。然而從理性的角度上說，孤注一擲是危險和偏激的。
“圍剿”與反“圍剿”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敵我雙方的主要斗爭形式。國民黨從1930年12月開始，對革命根據地連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妄圖消滅紅軍，摧毀革命根據地。
前四次的反“圍剿”斗爭，在毛澤東正確軍事思想指導下，均取得了勝利。第五次反“圍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破壞，致使紅軍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1933年9月底，蔣介石集中一百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其中用于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兵力有50萬人。這次“圍剿”,敵人采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方針。此時，毛澤東已經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戰爭。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秦邦憲）把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了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種正規陣地戰的經驗，并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他們反對“誘敵深入”,命令紅軍全線出擊，企圖實現“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使紅軍輾轉于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陷于被動地位。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推向了頂點。“左”傾冒險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只能繼續執行前一段的錯誤戰略戰術，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的進攻面前遭到更為嚴重的損失。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
“左”傾錯誤領導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調集紅軍主力同敵人“決戰”.經過18天的血戰，部隊遭受重大傷亡，廣昌失守。7月，在敵人新的進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御。10月初，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性已經完全喪失，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中央蘇區，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這便是長征的開始。
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單從軍事上來說，是典型的孤注一擲的例子，其后果雖未使紅軍全軍覆沒，卻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當時的領導者所犯的錯誤，是由于好大喜功心態，完全忽視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造成的，幾乎賠光了革命的本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