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食品陳南：大規模租用耕地難破局

從2009年接替父親陳澤民出任董事長時，陳南就開始為一件事大江南北地奔波-他想租幾十萬畝耕地，作為三全食品的原料供應基地。

但在忙碌了四年后，陳南發現，這條路上亮起了2個黃燈：一個是等待的黃燈，一個是限行的黃燈。

 等待的黃燈是陳南給自己亮的。他認為目前商業資本大規模租種土地的條件尚不成熟。“我們已基本停止了在農業種植領域的探索。”2012年12月11日，陳南在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表示。

 10天后，另外一盞限行的黃燈也亮了。12月21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出面為工商資本租用農地定調-不提倡長時間、大面積直接租種農戶承包地，要防止土地“非糧化”、禁止“非農化”.

政府部門關于“非農化”的憂慮并非空穴來風。

 因為在有意愿租用農民土地的工商資本中，與糧食種植形成上下游產業鏈的需求的三全食品，只是個冷門的個案。而近年來，大量打著發展農業的名頭租用農民土地的公司，幾乎都懷揣著“變相進行房地產開發或發展旅游項目”的打算。據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前身系大型發電企業的山東某國企，在海南以農業發展為名，圈地達數萬畝，這些土地至今閑置。

 “對于工商企業進入租用農地，謹慎的不僅是中國的政策。其它農業發展較成熟的國家對于企業購買、租賃土地也會提出‘本身要有農業資質’等要求。”原國土資源部土地規劃院院長、現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告訴《中國企業家》。

 而陳南之所以趕在政府前面，為自己亮起黃燈，則源于他幾次的租地碰壁。其中讓他碰得最疼的，是在安徽與吉林的兩次經歷。

 觸動陳南租種農地最初的原因，是近幾年頻發的食品安全事故。曾經受到波及的蒙牛、雙匯、徐福記等巨頭，危機的根源都或多或少地埋藏在原材料采購中。食品安全的核心問題，是原材料一家一戶的分散供應模式，與食品加工企業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之間的矛盾。目前大型的食品加工企業的質檢和質保能力已經很強了，但農民的生產經營模式在過去30年幾乎沒有什么改變。一個大企業要面對千千萬萬的產品供應商，這需要破題。

 于是陳南開始自己尋找破題的方式。由于在我國，農民的承包地可以通過轉包、轉讓、出租等方式流轉，如果三全食品可以從農民手中流轉到大片耕地作為自己的原料基地，那么不僅可以保障產品的質量安全，也能保障原材料的供應穩定。

 在三全的產品線中，水餃等面點需要的主要原材料是小麥，而湯圓的主要原材料是糯米。陳南粗粗算了一筆賬，如果尋找糯米的原料基地，那么幾十萬畝的耕地可以保障部分的原料供應。但是如果尋找稻米原料基地，需要租用的耕地面積則更大。

 考慮到三全的糯米需求量占到了全國總需求量的10%（包括進口糯米），產品價格的穩定更為重要，加之稻米基地所需租用的土地量太大，陳南決定先從小品種的糯米入手。

在安徽的糯米基地租用嘗試，是陳南幾年的租地歷程中，距離成功最近的一次。

 安徽省懷遠縣，全國知名的糯米產區。從這里向東114公里，就可以到達30多年前推動生產承包責任制面世的安徽鳳陽小崗村。

 租地項目的開端順風順水-當地大批村民已外出打工，以較低的價格將土地留給其他村民租種；而當地政府對于三全希望長期租種農地的需求，態度也很熱情。這一切都讓陳南看到了三全租地的基礎。

 由于懷遠的人口密度較大，農民人均占有的耕地大約在2-3畝，而每畝糯米種植地的年產值大約在2000元。

 “4000萬的銷售收入，在一個工業企業所占分量并不重。但三全在懷遠若想拿到這4000萬元糯米產值，就要與大約1萬個農民進行租地談判。”算起這筆賬，陳南顯得很無奈。

 但陳南還是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開始了與農民一對一的談判。盡管相較于村民間的土地轉租價格，陳南開出的租地價格高出了若干倍，但談判最終只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向三全轉租土地。

 由于土地的集約化生產，需要耕地整理的前期步驟。三分之一的土地不能被租用，也就意味著后續的耕地整理無法進行。三全的安徽租地行，倒在了最后一公里上。

 曾經與三全有過類似經歷的，還有近年來在農業領域多次露面的聯想控股。2012年，聯想也曾向河南省原陽縣提出了“希望借政府力量流轉全縣耕地，對其進行整體開發”的合作意向。彼時原陽縣農業局雖然樂見其成，但是最終，由于無法解決全縣農民大批量離開耕地，人往哪里去的問題，聯想控股的這一種田嘗試也被迫擱淺。

 話題拉回三全，安徽受挫的經歷，讓陳南想起了人均占有耕地面積較大的糯米主產區東北，如果將三全的原材料基地圈定東北，就意味三全要面對的談判群體可以大大縮減。抱著療傷的態度開始在吉林省延吉市等產地進行項目考察的陳南，卻在這里做出了叫停三全租地 嘗試的決定。

 剛到延吉的陳南很欣喜，因為他在那里遇到了一對耕種著100多畝土地的老夫妻。在安徽，2萬畝的農地租用要與1萬個農民談判，但按照東北的形式判斷，只要與200戶農民達成合意，就可以租到2萬畝的糯米產地。

 盤算著要給農戶多少補償款的陳南向老夫妻問起了種地的收入，對方的回答讓陳南的心徹底涼了。他被告知，這對夫妻每年種地的收入在30萬左右。陳南清楚地知道，即使由三全來集約化經營糯米種植，100畝地的年產值也未必會高于30萬。

 “后來我搞清楚了，他們的產出高是因為在田間搭了大棚，春天在里面育種，平時在里面種種香菇這些農副產品。這些事情在農業的集約化生產模式下，都做不了。所以從東北考察回來，我就基本放棄了短期內租種農民土地的想法。”陳南稱。

 對于折騰了四年，卻最終擱淺的租地計劃，陳南總結了兩條經驗-首先，在安徽模式中，農民愿意以較低的價格將土地租種給同村村民，卻不愿高價長期交給企業租種，原因是對于農民來說，農地還承載著最后一道社會保障的職能。因而這不是一個企業與農民談判的話題，而是等待城鎮化加快、農民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的話題；第二，在大田作物的種植中，目前村民自發的適度土地規模化，也許更優于工商業資本參與大型規模化。

 租地的嘗試雖然功敗垂成，但幾年的“尋租之路”,也讓陳南困惑良久的“中國的食品安全的核心問題，是原材料一家一戶的分散供應模式，與食品加工企業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之間的矛盾”亮起了一線生機。

 在剛剛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注重引導一般農戶提高集約化、專業化水平，扶持聯戶經營、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著力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和多元服務主體，通過提高組織化程度實現與市場的有效對接”已被著重提出。

 “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像當年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自上而下地推動農村土地的適度集中。那么對于食品加工企業來說，由小農場來提供原材料就已經提高了食品安全系數。”陳南稱。

 眼下，陳南已經把三全向上游產業鏈擴張的愿望，移情到農業技術領域與養殖領域。因為這兩個行業對于土地的占用量較少，且游戲規則更接近于他熟知的工業生產領域。他甚至在2012年的11月，投資6097.74萬元購買了萬達期貨4.96%的股權。

 “既然在實體領域不能進入糧食生產，那就在金融領域進入吧。”陳南這樣戲謔著自己的投資。其實這筆收購背后的商業邏輯是，隸屬于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的萬達期貨，將向作為股東的三全分享對于主要原材料未來價格波動的預判，而保障原料價格穩定也是三全當時希望建立生產基地的初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