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食品造假為何層出不窮？

 食品產業鏈很長，種植、養殖、加工、初加工、深加工、運輸、儲存，直到銷售、餐飲有很長的環節，這導致食品安全薄弱環節多、食品企業數量多，但產業集中度較低、工業化程度低、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低。

 5月7日，央視《焦點訪談》曝光了廣西梧州市、廣東肇慶市部分花生油作坊產品摻假、黃曲霉毒素B1超標等食品安全事件。5月17日《每周質量報告》又曝光了北京市場上茶葉存在的虛標等級問題。十多天的時間里食品安全問題的兩次曝光，再次引發社會的關注。在新《食品安全法》剛剛通過全國人大修訂的背景下，人們不禁再次發問"食品造假事件為何屢禁不止”、“到底還能吃什么”？

 食品造假，首先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各地也經常爆發食品造假事件。2014年8月13日，丹麥發生毒香腸致死事件，至少造成12人中毒死亡。2014年2月13日，臺灣的臺南市仁德區一工廠被查出以俗稱“保險粉”的工業用連二亞硫酸鈉和漂白劑次氯酸鈉浸泡豆芽漂白保鮮。

但在我國，食品安全造假事件呈現出數量多、涉及面廣、層次復雜、形式多樣的特點。我們利用大數據挖掘工具，對今年1月-4月間我國主流媒體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分析，在曝光的19980個食品安全事件中，22.64%屬于食品造假事件。造假涉及肉制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食糖、薯類和膨化食品、餅干、茶葉及相關制品、罐頭、糧食加工品等。造假的企業，不僅有大量的中小食品企業，也有大型食品生產經營企業，而且造假不僅在食品的加工環節，在食用農產品初級生產與加工、食品深加工、食品流通、銷售、餐飲和消費等各個環節均出現了不同程度造假。與此同時，摻假、非法添加、假冒偽劣、以次充好、虛假日期、虛假生產商、不當加工、無證生產加工、虛假宣傳（虛假廣告）等造假形式多樣化。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有造假的案例發生。

 現階段，我國的食品造假事件為何屢禁不止？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進一步分析，政府、企業、社會、消費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我國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不斷轉型中，食品安全的監管模式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仍然實施以政府為主導的單一風險防控模式，沒有有效地發揮市場作用，優質食品難以在市場上實現優價。社會組織也沒有成為食品安全風險治理力量的有效增量。長期以來，法律地位不明確，資金不足，發育不良，在經歷痛苦與失敗后，社會組織自愿“墮落”。而由于消費者食品安全科學素養的缺失而產生的市場需求，為摻假造假的食品提供了市場空間，消費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當然，食品造假屢禁不止還與我國現階段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食品生產與加工過程中“無污染”既不科學，也不客觀。用做食品原料的農產品從一開始很難“零污染”，生產加工不可能全部在真空環境中完成。現代食品工業不僅是農業的延伸，而且在“從田間到餐桌”完整的食品產業鏈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已從單純富余農產品生產加工發展成市場營銷、工廠加工制造、基地化原料有機結合、環環相扣的系統，客觀要求以大型化、現代化、集約化為基本生產經營方式。

 但食品產業鏈很長，種植、養殖、加工、初加工、深加工、運輸、儲存，直到銷售、餐飲有很長的環節，這導致食品安全薄弱環節多、食品企業數量多，但產業集中度較低、工業化程度低、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低。因此，現代食品供應鏈體系的高要求與我國現實的以“一長兩多三低”為基本特征的低層次之間的矛盾客觀存在。客觀上管理不善的非故意因素難以避免，并與追求經濟利益的故意性因素交織共振，必然導致食品安全造假事件頻繁發生。

 解決食品造假，最現實的路徑是全面貫徹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把握公民社會的本質特征，實現食品安全由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向上下互動的“治理模式”轉變，以地方為治理單元，落實地方政府負總責，實實在在地構建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各負其責且相融合的社會共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