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提倡建立食品質量追溯體系

 6月11日的全國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汪洋都分別對食品安全作重要批示，其中提到要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建立食品質量追溯體系。

食品追溯的重要性凸顯。事實上，市場上早已有了帶有追溯碼的食品，號稱出了問題能查找到源頭。

 可要吃到真正可溯源的食品并不那么容易。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各地食品溯源體系標準不一，由企業自建的食品溯源平臺缺乏監管，變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碼魚目混珠、以次充好的亂象。有的食品張冠李戴，亂貼追溯碼；部分原產地品牌的溯源碼，變成了企業的牟利工具；消費者能查到的溯源信息也是參差不齊。更有甚者，企業提供追溯碼的定制服務，200萬個起定制，價格為0.02元～0.08元/個，產地等追溯信息卻完全由定制方自行掌握。

亂象1

亂貼溯源碼 燕窩變身原裝進口

 前不久消費者陳女士把花5000元買來的“進口燕窩”，送到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CAIQ)做鑒定。結果顯示，這批燕窩與CAIQ溯源標簽上所標示的產品不符，并不是“印尼、馬來西亞進口燕窩”。

 陳女士說，她是從“燕格格”燕窩天貓旗艦店以272元/只的價格，買了20只燕窩，蒸煮后發現黏稠度有問題，懷疑有假才送檢的。

 CAIQ溯源碼是一串16位的代碼，也是進口燕窩入華的“身份證”。2014年，馬來西亞農業部與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合作，搭建“中國燕窩溯源管理服務平臺”及溯源標志，實現燕窩“專廠專號”和“一品一碼”。目前，在華注冊的8家馬來西亞、3家印尼燕窩加工企業，全部申請使用該平臺對其產品進行統一溯源信息管理。消費者可刮開溯源標簽上的涂層，在“中國燕窩溯源管理服務平臺”中輸入4位驗證碼，即可查詢到該產品是否為次驗證，是否為經過注冊的加工企業生產的。

 根據浙江檢驗檢疫局、杭州市場監管部門公布的信息，陳女士購買的這批燕窩存在冒充原包裝進口——送檢產品外包裝盒上貼了小號的溯源標簽，但盒內的燕盞沒有貼，且換成了企業自己的標簽。據調查，“燕格格”經銷商把深圳天勤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進口燕窩的溯源碼撕下來后，重新貼到其他燕窩產品的外包裝上，冒充原包裝進口誤導消費者。

 新京報記者查詢得知，“燕格格”天貓店背后的公司為杭州尼姬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注冊資金100萬元，主營業務為預包裝食品及散裝食品。數據魔方統計，“燕格格”排名全淘寶燕窩品類的、占線上燕窩銷量50%以上的市場。

 “大概有十幾位消費者買了重貼標簽的燕窩，愿為消費者承擔所有的檢測費、誤工費。”格格旗艦店總經理李瀟公開道歉稱，重貼燕窩標簽不符合行業規范，相關燕窩產品已在天貓旗艦店下架，并將由杭州市場監管部門作出處罰。

 事實上，給進口燕窩換標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今年3月初，中國燕窩溯源管理服務平臺發出公告，稱接到多個消費者電話，反映其購買的燕窩產品上的CAIQ溯源標簽存在問題，“經核實，該經銷商(燕格格)銷售的燕窩產品外盒加貼的CAIQ溯源標簽信息，與盒內產品不具有一致性，可能屬于假冒產品，消費者可向當地工廠、食藥、質檢等執法部門舉報。”

亂象2

貼原產地碼 假冒枸杞價翻番

另一國內知名特產寧夏“中寧枸杞”，也面臨追溯難題。

 在寧夏從事多年枸杞經銷的林誠(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中寧枸杞在批發市場的價格為40～60元／公斤，篩選后的一等品在當地能賣到60元/斤。受品牌效應和產量影響，當地不少廠商開始用外地枸杞冒充中寧枸杞。

 “外地枸杞運到中寧后，打上原產地包裝和溯源碼，價格足足能翻一倍。”林誠說，甘肅、青海枸杞的零售價格也30元/斤左右，經層層包裝后，也能賣到中寧枸杞的高價。

 另一位寧夏某枸杞經銷公司負責人趙經理也證實，“現在很多網店、實體店賣的枸杞，外包裝、品牌跟中寧原產枸杞相同，其實都是從青海運過來的，藥用價值差多了。”

 從甘肅、青海等地批發外地枸杞后，再打著中寧枸杞的品牌分銷全國，已是業內半公開的潛規則。而讓外地枸杞變身中寧枸杞賣出高價的“秘密”，在于中寧商標品牌和食品溯源系統。

 這套系統在當地是以授權加盟的形式來運行。新京報記者查詢得知，中寧縣枸杞生產管理站(簡稱枸杞站)、中寧縣枸杞產業管理辦公室(簡稱枸杞辦)等機構曾針對“中寧枸杞”的品牌使用做過專門規定。“枸杞站”、“枸杞辦”是“中寧枸杞”商標的注冊持有人，但可授權給第三方枸杞經銷商、生產廠家使用，前提是必須繳納1%年枸杞經銷額的商標使用費。

 獲得授權企業須加入中寧枸杞質量追溯系統，所售商品加貼質量追溯標志。但林誠說，由于農產品的原產地較難界定，在具體的原料使用上，卻并沒有非常嚴格的監管，“有了品牌和包裝，具體裝什么原料，看廠家了。有幾家銷量較大的授權天貓店，一部分貨源用的是青海枸杞。”

 公開資料顯示，為打擊外地枸杞的冒牌和摻假行為，2012年中寧縣政府曾出資400余萬元，建起了中寧枸杞質量追溯體系，稱可以全面準確提供枸杞從種植、加工到流通、消費等環節，實現全程的產品信息可追溯。

 但在市場銷售環節，這些溯源二維碼的投放效果并不明顯。新京報記者聯系到一家獲得品牌授權的寧夏寧安堡土特產品有限公司，其在天貓開設旗艦店，并在線下有超過600家經銷商，年銷售額超過1.2億元。

 該公司工作人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出售的產品包裝上并沒有規定中要求的溯源碼，提供了一系列品牌授權文件證明。“能掃描的是外包裝上的二維碼，直接跳轉到淘寶店鋪。”

亂象3

超市追溯碼成微信“吸粉器”

 除了上述燕窩、枸杞等名貴、土特產的溯源碼亂象重重外，其實，消費者身邊常見的瓜果蔬菜溯源也不容樂觀。

 6月17日，新京報記者從北京多家超市選取了12款常見的果蔬、糧油等農產品的可溯源碼，逐一掃描后發現，僅有4款產品的溯源碼能查詢到生產地、農藥殘留檢測報告等信息，其余農產品僅提供了微信公眾號二維碼。

 “姐妹廚房牌”的炸雞翅等產品，在顯著位置有一個實名溯源二維碼，掃描后可清晰展示溯源的鮮肉、飼料、工廠、農場的合格認證以及部分照片。食用油中的西王、納福爾提供的追溯碼，掃描能查看名稱、規格、制造商、產地等詳細信息。

 新鮮蔬菜類中，北京天安天安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預包裝韭菜，用手機掃描溯源二維碼后，可看到其每天抽檢不同批次的“農藥殘留檢測報告”。而北京永順華蔬菜種植有限公司“益園”精品豌豆米的二維碼，掃描后直接跳轉到公司微信公眾號，并無具體的產地、農殘檢測等信息，似乎更多是為了吸引粉絲。

 此外，“興龐龍牌”、“漢良”牌西瓜上，貼有I－OID統一標志體系農產品追溯公共服務平臺的二維碼，掃描后直接跳轉到對應公司的官網，能看到企業概述、榮譽、產品介紹等內容，但并不能查詢到相關產品的檢測信息。

溯源信息不全面、更新不及時、產地農殘信息缺失，是這些溯源最常見的問題。

亂象4

定制追溯標2分一個 信息隨便寫

由于缺乏統一的平臺和標準，溯源體系完全由企業一手定制，真實程度只能依賴于企業自身。

 蘇州金禾通有限公司負責人韓某告訴記者，他們曾為南方多家農產品企業提供溯源系統，其中溯源二維碼里的生產地、供應商等信息，都是由企業來提前自主錄入，“供應商、生產日期、產品圖片這些信息，事先在后臺批量錄入，消費者掃描二維碼后能看到定義好的內容。”

 這種批量生產的二維碼標簽，通常200萬個起定制，價格為0.02元～0.08元/個，追溯信息完全由企業來掌握。“比如要想將大米、蔬菜定義成黑龍江產，可提前在系統中錄入原產地信息。成本是需要人工在后臺錄入，再將標簽手動貼到蔬菜上。”

 “貼溯源二維碼很簡單，但溯源難點在于背后體系化的支撐。”為上海市三農項目、光明集團等提供農產品安全溯源追溯平臺的上海農業信息有限公司副總楊張兵說，目前各地方、各企業之間的食品溯源系統，水平和完善程度差距較大，多數企業采用的仍然是在生產、銷售某個環節，給產品貼上事先錄入信息的二維碼。但“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溯源體系，農產品溯源是一個從種植、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環環相扣、層層追蹤的全程產業鏈追蹤，一旦中間某個供應商、銷售渠道出現問題，沒辦法做到溯源和把控。”

出路

企業追溯須與監管部門打通

 “要解決食品溯源中的這些問題，源頭還是企業要有誠信、政府加強監管。”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教授魏益民認為，雖然針對企業貼上正派溯源碼仿冒原產地產品的問題，業界已經具備一套成熟的原產地溯源分析技術體系，但最終還是得依靠嚴格的市場監管體系，解決經營主體的誠信問題。

 此前，寧夏枸杞、五常大米等源產地品牌，也頻頻面臨被外地企業“盜版”的難題。對此，魏益民告訴記者，國內研究機構也推出了一套“農產品產地指紋分析”技術體系，通過分析大米、枸杞等農產品中所含礦物元素指紋、同位素指紋、有機物構成指紋、近紅外光譜指紋，再與原產地產品的指紋特征進行對比分析，進而判斷出農產品是否真正由所標注的源產地生產。

 但這套保護原產地品牌的技術系統，目前主要應用在市場抽查、針對性檢查等特殊場合。“這些農產品產地溯源技術只是原產地產品保護必備的技術手段，但不可能只從技術的角度能完全杜絕假冒。更好的方式是，通過原產地產量、出貨量等信息進行限量發牌、貼標，并進行交叉比對，同時還要加大抽查、監管的力度。”

 目前大多數企業、地方自建的食品溯源平臺，僅僅是作為內部管理工具來使用，并未和相關監管部門打通。“溯源系統不跟監管部門做對接，相關的數據無法保證真實性。”楊張兵說，比如目前上海農信的系統，直接與地方政府監管部門的數據平臺打通，所有生產、銷售數據在各個環節掃描上傳后，無法修改，“只有在連接監管部門后，溯源的數據才有信用，否則很難贏得市場信任。”

未來

全國追溯平臺有望推出

對于溯源的種種亂象，統一的食品溯源平臺也呼之欲出。

 農業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局局長馬愛國在接受新京報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特刊采訪時表示，將盡快搭建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平臺，并制定全國農產品追溯管理辦法和相關技術規范，最終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傳輸、調度、數據處理系統，統一規范追溯參與方的行為。

 “目前農業部在規模化的農墾產品、生豬耳標等方面做了探索，地方農業部門也對品牌化農產品和規模化的生產基地開展了一些追溯試點。”馬愛國曾表示，追溯體系要擴大試點范圍，“盡可能將生豬、肉牛、牛奶和三品一標(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地理標志農產品)率先納入追溯范圍。”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擔憂具體的落地程度。

 北京新大陸聯眾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技術總監劉宏燕說，此前他們在各地方推進食品安全溯源平臺中，遇到的阻力恰恰來自農業生產者本身。“當地種植、養殖等散戶對溯源平臺的積極性不高，肉類、蔬果類產品上加溯源碼，還要把每個環節納入溯源，等于增加了他們的生產工序和成本，可在市場上并不能體現出收益。”

 事實上，食品安全源頭的農產品生產者，已成為溯源環節的重中之重。但在國內散戶養殖、種植等分散經營模式下，要普及食品安全溯源有不小難度。

 楊張兵認為，在多家小規模的生產企業、散戶中普及食品溯源，成本高。按照目前這種統一收購、經銷的生產經營模式，最終的信息只能追溯到中游大型經銷商處，無法實現全程的可管可控。

 受限于國內農產品種類多、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標準化生產普及率不高等因素影響，農業部將以規模化農產品生產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做重點，以點帶面，實現快速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