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轉基因食品紛爭的死循環

農業部兩面都不討好：科學家質疑其轉基因商業化審批不積極，反轉人士則認為政策過于寬松。

 編者按：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中國是否該向美國一樣大力發展轉基因產業？這兩個問題，不僅出現在崔永元與方舟子的網絡論戰之中，兩會期間也會例行地成為對農業部長的拷問。紛爭之下，各方對轉基因的核心訴求究竟是什么？

 “您本人會吃轉基因食品嗎？”“你的問題很尖銳，但是我也不回避，實事求是地回答你：我現在也在吃轉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具體來講是豆油。”

 3月6日，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回答一位記者的提問。從表情上看，這位部長可能心里覺得有一點點被冒犯，畢竟在那之前的一小會兒，他剛剛耐心地花費了12分鐘，解釋農業部對轉基因作物的監管是如何的嚴格、既有產品為什么是安全的。而且這些問題在去年“兩會”時的同一間會議室里，他也講述過一遍。

 “你吃不吃轉基因食品”，是韓長賦和他農業部的同僚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但其實這對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有些多余——大豆油多數由進口轉基因大豆壓榨而成，即使你的家庭在避免選購它們，但餐館可不管這些。如果你愛吃木瓜的話，那它可能是你的第二例轉基因食物。

 反復討論，反復質疑，反復解釋，這似乎是最近4年里中國關于轉基因紛爭的死循環，沒有哪一方能完全占上風。作為主管部門的農業部也承受著更大的壓力：一方面，科學家們抱怨農業部在商業化審批上猶豫不決，難以以產業化帶動科研，貽誤發展機遇；一方面，反轉人士認為農業部該給轉基因作物更嚴厲監管，或者，禁止。

產品現狀：抗蟲水稻獲安全證書

 1997年，中國引入轉基因棉花用于種植，之后又先后批準了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不過它們被嚴格限定在加工原料，不能用來直接食用。這些轉基因作物主要來自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轉基因作物種植大國。轉基因木瓜在美國和中國都允許商業化種植，都是抗環斑病毒木瓜。中國還曾批準過數個耐貯存和抗病毒番茄，但沒有大規模商業化種植。

 韓長賦說：“我們的棉花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的抗蟲棉。其次是飼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才是一般的食用作物。至于主糧作物，將會更加慎重，通過更嚴格的程序。目前，沒有批準任何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生產。”

韓長賦所提及的轉基因主糧，指的是4年前獲得生物安全證書的水稻。

 2009年，兩種轉基因大米（華恢一號和Bt汕優63）安全性獲得認可，轉基因植酸酶玉米也獲得生物安全證書。在那以前，耐貯存番茄、矮牽牛、抗病辣椒也獲得了安全證書，但反響不大，而“蟲子都不吃”的抗蟲轉基因水稻，引發的恐懼點燃了持續四年之久的轉基因大討論。

 其實，恐懼是多余的：這三種轉基因作物在獲得安全證書前，也已經經過了一系列冗長的實驗與評價。兩種水稻的評價審核，經歷了前后11年。而且，水稻中的Bt蛋白是一種高度專一的殺蟲蛋白，只能作用于鱗翅目害蟲腸道上，人類腸道沒有Bt蛋白的結合位點，不會受影響。蛋白“毒性”也不會累積，因為蛋白吃進去會被消化掉，這不像重金屬污染對于人體來說難以代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Bt蛋白來源生物蘇云金芽孢桿菌，已經被人類發現了100多年，Bt制劑作為生物殺蟲劑也已經應用了70多年。在全球范圍大規模種植Bt基因玉米已經近20年，沒有發現對這種蛋白的過敏反應報告。至于植酸酶玉米，問題更簡單了：它主要用于動物飼料，而且植酸酶本來存在于植物體內，它的作用在于提高動物對磷、鈣等營養物質的利用效率，減少高磷糞便的排放，這對環境保護至關重要。

 在中國，這三種作物也都經過了毒理學和致敏性評價，其中包括大鼠90天喂養實驗。另外，擔心這些蛋白改變人的遺傳特征也是多余的，因為所有基因一旦進入消化系統，都會被分解成4種核苷酸，才能被細胞吸收利用；更何況經過加熱烹調，食物中所有的DNA已經降解小片段，不攜帶遺傳信息了。

監管現狀：比其他發達更嚴格

 不過，正如韓長賦所說，尚未批準任何轉基因主糧商業化。上述玉米及水稻獲得安全證書到面市，按正常程序還有很長一段路：要按照《種子法》獲得品種審定證書、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才能最終商業化種植。而實際上，在重重質疑聲中，這一進程早已被擱置。研發者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院士甚至感慨：“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遙遠了。”這也正是為何去年7月，有61名院士聯名上書領導人，請求盡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

在中國，對轉基因作物執行著與多數類似，甚至更嚴格的規定。

 中國2000年簽署了《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它的目標是保證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安全性，盡量減少其潛在的對生物多樣性和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損害，在缺乏足夠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可對他國試圖入境的轉基因生物及產品采取嚴格的限制與禁入措施。在中國，進口用作原料的轉基因生物是不能改變用途的，也不能種植。

 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一部主任徐海濱說：“中國轉基因安全評價跟國際上其他發達比，相對來說比較嚴格，甚至說是比較繁瑣的。我們設定了五個評價階段，包括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試驗等。”

 從專業層面，現在第四屆64位專家組成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安委會），按照五個階段，從多方面對轉基因新品種進行安全評價。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黃大昉是和第三屆安委會成員，他在植物分子組對這些轉基因新品種的效果進行評價。黃大昉說：“安委會大部分都是科技專家，有生物技術、營養學、醫學院、環境生態等方面的專家。”這些申報材料至少有半本書的厚度，安委會成員們要一項項核對這些實驗數據、圖譜，對有疑義的資料不斷駁回修改。只有安委會確認后，才能進入下一輪實驗，如此往復，直到獲得安全證書。與日本、美國的進口政策相比，中國對未批準的轉基因成分是“零容忍”，一旦發現進口作物中含有中國未批準的轉基因成分，無論多少全部拒收。而在多數是設置了閾值的，即在一定含量以下是合法、可進口的。

 2014年“兩會”期間，崔永元和他的紀錄片讓轉基因爭論再度被挑起。像以往的數輪爭辯一樣，不可避免的突破科學與理性的范疇。在生物技術學家黃大昉看來，爭論焦點早已不是單純的安全性問題，“中國可能真的得經歷這么一段，正好趕上轉基因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它，其他的科技發展也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支持與反對轉基因，有時承載的是復雜的社會情緒，甚至政治訴求。

 2011年年底，一個小型研討會在重慶警局舉行，主題是“轉基因技術與人類安全研討會”，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的王立軍自命為會議主席，宣布抵制轉基因“毒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兩天后，他在北京郵電大學被聘為兼職教授。兩個多月后，他的政治生涯在成都美國領事館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