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路上偶遇,你會以為吉晨只是位博士生。可事實上,吉晨這位不折不扣的70后，是第五批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現任職于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材料重點實驗室。主要研究方向為光子集成芯片、大功率激光器及光電子芯片產業成果轉移轉化工作。博士畢業后他在美國加州北部舊金山附近的硅谷干了十多年的時間，8年的時光在美國AvagoTechnologies半導體公司（原為美國惠普/安捷倫科技半導體產品集團）負責下一代通訊用光電半導體芯片器件的產品研發與量產轉化工作，中途的兩三年加入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做研究員，并參與美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的一個光子集成通訊芯片研發項目。
由于有中國與美國、公司與高校的不同經歷，吉晨對人才觀、科研管理模式有著不一樣的視角。
“天才”與“傻子”是可以轉換的兩個極端
實際上，吉晨與多數“千人計劃”專家不太一樣。他13歲時就遠渡美國。剛到美國之初因英語跟不上，被學校要求留級；直到高三跳級，才“爭回了面子”。在許多美國朋友眼中，吉晨幾乎是個地道的“老美”，回國更像“出國”。但是，他卻認定一點：“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就像計算機初始化一樣，在幼年時代扎根心底，想改寫并不容易。”
一個偶然的機會，吉晨在同學的引薦下結識了中科院半導體所的半導體光電子學專家、中科院院士王好。在電話里，王圩表 達了將半導體技術產業化的強烈意愿，和對吉晨加盟中科院半導體所的懇切希望。這些最終讓吉晨的理想得以實現。在中科院半導體所，除了做研究員，吉晨的另一個身份就是博士生導師。在他看來，中國培養創新型人才迫切需要的是一種多層次的人才結構。
“在美國，我遇到80%的中國留學生來自北大、清華、中科大，他們聰明、刻苦,但是與頂級的美國科技人才相比，幾乎千人一面，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雷同，真正出類拔萃的學生比例很小。”吉晨說罷找來紙，畫出“高斯分布曲線”向筆者解釋。在這條拋物線上，坐標軸從左到右、從低到高代表著智商與能力。
“中國留學生集中分布在這兒”，吉晨指著曲線右后段，標出一個狹窄區間，“而美國的大學生分布在曲線的各處，有異常偏科的‘天才’,也有蠢到一塌糊涂的‘傻子’。”
吉晨指出，正是在多兀的思想碰撞中，才會形成異彩紛呈的創新局面。美國社會篤信“人無完人”，“天才”與“傻子”是可以轉換的兩個極端，一個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很出色，但在另一方面則一無所知。在中國“偏科生”往往被高考刷掉，而在美國，“天才”和“傻子”往往同在一所校園。
優中選優是中國人的高考選拔思路,而在參差不齊的美國高校里，天才又該如何煉成？吉晨認為,高淘汰率是一個重要保證。
他解釋，進入大學是一個“緊螺絲”的過程。他回憶讀研究生期間，只有一半的人能畢業，有些人半途退學找工作，有些人讀完一年級便轉學了。也曾有學生在大學里讀了17年，最后都“混”到實驗室主任，卻因各種原因遲遲未能畢業。
“關鍵是有個體制把非正常的金子給淘出來,優秀的人才體制應該是‘大浪淘沙’的過程。”吉晨說，每一個層次逐級優勝劣汰后剩下的才是“金子”，片面追求畢業率指標與此剛好相反。
當中國學生遇到“惠普模式”
中科院半導體所圓了吉晨的教書夢，吉晨也嘗試著將“彬彬有禮”的放手式管理模式搬入實驗室。這是他早在美國惠普公司項目管理中習慣的模式一項目負責人安排粗框架，細節交由手下人執行,并且在時間上不加以控制。
一學期過后，他碰了個軟釘子。沒有導師的安排和監督,一些博士生在一周時間內什么都沒有做。然而，在美讀書期間,吉晨身邊有一群“為物理而活”的同學，他們每天除了6小時睡覺，剩余的18小時都在思考物理問題。在他看來，中國要更新科研機制，實現尖端創新，實際上要有一幫科學狂人在競爭。
學生主動性差，一度讓他很失落。他曾問中國學生：“你們為什么選擇這個專業？”他渴望聽到“興趣”二字，然而大多數人回答的是“這個專業的就業前景很好”。在他看來，興趣乃至全身心投入是高科技人才必須具有的基本素養。
如今,實驗室正(zheng)在針對(dui)博士(shi)生培(pei)養進行三項改革：獎(jiang)勵前20%的學生，約(yue)談末位學生，如果一(yi)名(ming)學生連續(xu)約(yue)談兩(liang)個(ge)學期(qi)，將(jiang)有勸退的可能；將(jiang)以(yi)往(wang)發表2篇(pian)論文的要(yao)求提高到(dao)3篇(pian)，須得導師同意學生才能畢業(ye)；畢業(ye)設計延(yan)期(qi)一(yi)兩(liang)個(ge)學期(qi)無法(fa)完(wan)成者,將(jiang)被取消博士(shi)授予資格(ge)。“歸根到(dao)底(di)還是(shi)要(yao)打破吃大鍋飯心理。”吉晨(chen)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