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進出口商品檢驗法》修訂的幾點意見

 根據中央“改革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的具體要求，為保障進出口商品質量安全，促進通關便利化，助推我國進出口貿易的良性發展，維護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經濟安全，在深入研究宏觀質量管理一般理論的基礎之上，緊緊圍繞“進出口質量安全”的核心職能，進行《進出口商品檢驗法》修改，構建科學、高效的進出口質量安全監管體系，發揮市場在質量監管中的基礎作用，助推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更加良性、健康地發展。

問題分析

 《商檢法》的立法初衷與核心是規范“商品檢驗”。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的職責不僅僅是實施檢驗，更重要的是有效監管。嚴格檢驗是一種手段，有效監管是最終目的，兩者不可分割。由此“商品檢驗”無法全面而準確反映進出口質量監管部門的職能定位。市場體制下質量監管的產品或服務具有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和多樣性，很難依靠傳統的行政方式予以處理。與之相適應的質量監管體制，必須要明確界定政府對質量的監管主要是宏觀方面的，決不能代替企業作為質量的微觀主體的職責。

 法檢目錄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在主觀上，導致系統內對自身工作范圍產生了誤導。系統內外長期都將法檢目錄作為檢驗檢疫部門工作的職能邊界，形成了監管范圍于目錄內的誤區。在實際工作中，檢驗檢疫部門的工作重點更多局限于目錄內，而對目錄外存在的質量安全隱患，往往鞭長莫及，形成了大量日常監管“盲區”。在客觀上，制約了檢驗檢疫部門對質量安全的有效監管。現有的法檢目錄主要是由質檢總局、商務部、海關總署3個部門聯合制定，當進出口質量安全風險變化、突發質量安全事件時，尤其是出現目錄外商品問題時，很難進行實時快速的更新、調整。

 以出具通關單為代表的事前檢驗，全程監管模式淡化了企業的質量安全主體責任。企業生產過程中的關鍵環節都經過檢驗檢疫部門的考核、認可，每批進出口法檢貨物的質量也必須得到檢驗檢疫《通關單》確認，行政權力深度介入企業微觀經濟行為。根據“權責一致”原則，權力延伸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責任。作為質量安全責任真正主體的企業，則在放棄自己部分權利的同時，部分放棄了自己需要承擔的質量安全責任。這種監管方式，隱含著以政府公信力為代價，對企業質量安全責任擔責，而企業得以規避。只要檢驗檢疫部門檢驗合格的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必然傷及檢驗檢疫聲譽。

 重檢驗輕監管的立法思路難以滿足外貿發展需要。在由政府機構直接實施檢驗的模式下，有限的行政資源與外貿增長的矛盾日益凸顯。行政資源大量消耗于日常微觀檢驗，而宏觀質量監管效能打折。即使“抽批檢驗”，行政資源也無法滿足檢驗需要，檢出率與外貿增長必成反比，造成出口機電產品檢驗“檢不出”的類似負面傳言。從簽發通關單的那一刻起，檢驗檢疫機構對該批貨物的質量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包括未被抽樣檢驗的產品質量。然而，現場查驗并不落實，主要依靠企業誠信保證，加大了檢驗檢疫機構所承擔的風險。第三方檢測在快速發展，由于利益機制設計，檢驗結果多為國外進口商采信，導致許多法檢產品的“雙重”檢驗，往往“法定檢驗”受到出口企業抱怨。

修改建議

 將法律名稱改為《進出口商品質量安全法》，準確定位檢驗檢疫部門的核心職能。質量安全作為總體質量的底線，不僅需要市場質量監管和社會質量監管，最重要的只能來自于政府的質量監管。因為，對一個社會總體質量安全底線的設定，不是某個社會組織或某些企業自愿設定的結果，而是一個社會強制性的標準。因此，確保進出口總體質量安全，是檢驗檢疫部門質量監管的核心職能。

 取消法檢目錄，所有進出口商品質量安全納入監管范圍。為了更好的對進出口產品質量安全進行全面有效的監管，檢驗檢疫部門的監管范圍將由過去的局限于法檢目錄，轉變為所有的進出口商品的質量安全。“質量安全”作為宏觀質量管理最重要的變量，由此，把握總體質量現象的本質，進而提煉出推進總體質量發展的科學規律。檢驗檢疫部門通過對進出口質量安全實施有效的監管，深入掌握進出口總體質量發展的科學規律，提高自身工作的目的性、有效性，提高進出口質量安全水平。

 改革“通關單”為代表的事前檢驗監管模式，引入風險管理為導向的監管模式。無論是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還是從有限的行政資源、擴張的監管對象的角度，檢驗檢疫部門都不可能承擔質量安全的全部和最終責任。檢驗檢疫部門只是一個監管的責任主體，真正責任主體依然在企業。檢驗檢疫部門必須轉變觀念，尊重企業自主權，依靠市場機制，激勵和約束企業成為進出口產品質量安全的“責任人”。但有限行政資源將如何有效監管海量商品，確保總體質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全面導入風險管理的監管模式刻不容緩！不僅是對出現質量問題的事后追溯，更要把握潛在質量安全風險，實施預警，防范系統性和全局性的質量安全風險。

 取消“收費”，公共服務行為由公共經費保障。要保持政府質量監管的權威與公正，監管部門與監管對象不能有利益關聯。在行使質量監管職能的時，檢驗檢疫部門所采取的抽查檢測行為，是履行職能的法定手段，絕不等于政府對企業的質量服務，而是一種基于法律授權的質量監管公權的行使。向企業收費，混淆了檢驗檢疫部門監管行為的公共性，有可能變異為利用行政權力向企業強行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