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藥警察”對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起多大用

多洗一個碗，未見得能多吃一碗飯。

 據媒體報道，公安部將成立專門的食品藥品犯罪偵查局，加強打擊食品藥品犯罪的偵查力量。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華敬鋒稱，在部門聯動中，雖然一年來和食藥監管部門配合較好，但是由于打擊食藥犯罪還涉及質監、農業、工商等多個部門，行刑銜接上仍有一些不順暢的地方。同時公安在打擊刑事犯罪方面任務艱巨，食品藥品犯罪相對要求的專業性較強，在打擊力量上亦存在不足。

 編制一旦建立起來，成本是既定的，納稅人需要支付這個成本。但編制是否能帶來預想中的治理效果，或者說收益呢？這個是不確定的。增加編制，只是整個治理體系的一小步，寄希望于“食藥警察”對食品藥品安全違法一擊即中，反而是一廂情愿的。

 食品藥品安全違法事件多發，既是道德問題，也是法治問題。在治理結構上，“九龍治水”的狀況常被詬病，因為“九龍”在執法權上可能爭相分羹，在問題追責方面可能會爭相推諉。如今，“食藥警察”的升格，代表著治理食品藥品違法犯罪的力度升級，相比一般的行政執法權，刑事執法權的震懾更大，取證的手段更有效。

 對于頻繁的食品藥品安全危機，我們是不吝于“用重典”的。但“用重典”往往要面臨一個歷史難題，是概率問題。在歷史上，“用重典”不可謂不多，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原因在于，重則重已，但在概率上來說，似乎只要不站在臺風口上，豬不會飛起來。

 無疑，“食藥警察”是屬于“用重典”的，但當前國內食品藥品違法生態里，罪大惡極的有，罪不大惡不極的更是大有人在。在“3·15”前后，央視曝光多家廠商用垃圾皮料制造明膠，既不是偶發，也不是初犯，而是形成潛規則，構成灰色產業鏈。這樣的案例，無論是“食藥警察”，還是食藥監局和工商局的執法人員，要求上并無不同。食藥監局和工商局不需要控制涉案人的人身自由，才能發現他們違法犯罪的證據。如果這也需要“食藥警察”才能治理，那是要累死“食藥警察”的節奏。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推給警察去處理去震懾，我們對此無法樂觀起來，因為我們的治理體系缺乏彈性，是把核武器當做常規武器來使用。

 治理食品藥品違法犯罪的梗阻在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選擇性執法和地方保護主義常常消解執法的嚴肅性。同時，來自群眾和媒體的監督往往不能打開手腳。兩者疊加，才是食品藥品違法犯罪人員存在僥幸的根本所在。而要打消掉他們的僥幸，還得要回歸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軌道。而來自群眾和媒體的公開監督，既監督那些違法犯罪，也要監督執法不嚴和選擇性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