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師傅”新疆之行

以“康師傅”品牌家喻戶曉的臺灣頂新國際集團，在中國大陸建了13家分廠，全部選擇在省會城市。但在新疆投資總額達6500萬美元的重量級項目，卻越過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首次落戶在省會城市外的石河子經濟技術開發區。

 其實，“康師傅”最初看中的并不是石河子，確實是烏魯木齊市。頂新國際集團新疆頂益食品有限公司傅金浪告訴記者，頂新集團在中國所有分廠都設在省會城市，最初也考慮在烏魯木齊經濟技術開發區或高新技術開發區建廠，并同開發區負責人進行了具體的業務溝通和洽談，但由于對投資環境持懷疑態度，最后頂新集團決策層還是打消了在烏魯木齊市投資的念頭。

 新疆頂益集團前期籌建處焦瑞生處長告訴記者，天津頂新集團副總經理陳慶祚親自到烏魯木齊市高新技術開發區定廠址，與開發區領導約好下午3點鐘見面。陳慶祚一行在開發區門口等到3點半還沒有見到人。焦瑞生按照事先約定，到經濟技術開發區收集相關材料，寫項目分析報告，等了一個多小時，開發區工作人員才拿信紙寫了簡單情況把他打發了，焦瑞生的分析報告也沒有寫成。陳慶祚副總經理通過電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烏魯木齊市和石河子市在投資環境方面差距很大。石河子市是舉政府之力辦事，詢問任何一個問題都能得到準確回答。而烏魯木齊開發區則辦事拖沓，我們企業浪費不起時間。所以說，是石河子開發區的用心打動了頂新的老板。”

 當時石河子人抱1%的希望派出了官方代表團專程去拜訪在內地的頂新集團。很不巧，頂新集團決策層正在開會，他們只給了這個官方游說團3分鐘的時間。招商局帶去的介紹石河子環境和發展的多媒體幻燈宣傳片既細致又新穎，引起了頂新高層的注意。放映時間超過了20分鐘，隨后頂新集團決策層將會議內容變成了與石河子招商團的討論會，一談就是兩個小時。

 有了這個由頭，石河子人有了絕處逢生的感覺，開始“得寸進尺”,他們組織專人晝夜加班，兩天之內完成了31個專題調查，把《為什么“康師傅”應該落戶石河子》的報告送給了頂新的決策層。石河子市市長宋志國、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馬新平也多次趕赴天津洽談，最多時石河子人一個月去了四趟頂新集團。焦瑞生說：“我到石河子進行前期調研，他們把工商、水電暖、稅務、海關等所有職能部門領導請到一起，需要什么內容，由他們負責解答，提供資料。我們的調研報告詳細準確。”

 不僅如此，石河子人還提出“要做頂新事，先做頂新人”.開發區招商局長曾超專門在頂新集團呆了兩個月，熟悉了解頂新的企業文化。傅金浪坦言，雖然石河子存在報關、采購不便等不利因素，但是和大投資環境相比，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因此，頂新集團首次將廠址選在了省會城市之外。

 簽約期間發生的一個小插曲也讓頂新的一位老總嚴瑞祥唏噓不已。嚴瑞祥到石河子簽約，應邀接受幾家新聞媒體的采訪。不巧的是他身邊的小車出去了，只好乘出租車從賓館趕到開發區。出租車司機認出了這位曾在當地電視上露臉的老總，一路上說不完的感謝話。到了開發區，司機說什么也不收錢，理由是：“你來石河子投資，是為石河子人民造福的，哪能再收錢。”

 4月10日，新疆頂益食品有限公司在石河子開工奠基。頂新國際集團的特派代表、頂益（開曼島）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區董事長趙慧敬專程來到石河子市。在觀光游覽中，趙先生對石河子墾區的榆錢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每到一地都要在那些榆樹下駐足良久。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馬新平了解后得知，趙慧敬是北方人，他的一位老姐姐非常愛吃榆錢。馬新平當即決定，一定要讓趙先生在臺灣的老姐姐品嘗到石河子的新鮮榆錢。趙先生走后，開發區管委會卻忙開了。辦公室副主任任狄生帶著幾位工作人員分頭去團場挑選榆樹采摘榆錢，細選了1公斤新疆白榆榆錢，以兩個真空保鮮袋打包，里面還規范地放進了消毒的產品標簽。這兩袋凝聚著石河子人情意的榆錢被開發區領導托人送到了在天津的趙慧敬手中。趙慧敬專門致電石河子市市長宋志國，感謝石河子人的細致周到，說工廠開在石河子他放心。

 后來，頂新集團決定改變原來計劃，將投資總額增加到6500萬美元。如今，新疆頂益公司三條方便面生產線和一條茶飲料生產線先后投產，月產方便面1600萬包，月耗當地原料1200噸，預計年產值將達12億元。

 據了解，去年石河子經濟技術開發區引進項目投資總額15億元，開工建設項目達36個，到位資金10億元。美國普爾斯馬特、韓國工業園、“康師傅”、香妃生化科技、日本三菱重工等企業入駐開發區，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促進處也和石河子正式簽署了《項目合作意向書》；今年頭兩個月，他們又將天元乳業、“娃哈哈”吸引過來。

 “康師傅”選址一事恰巧發生在烏魯木齊舉全市之力開展“環境建設年”的過程中，這件事在烏魯木齊市上下引起巨大震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楊剛多次以此為例批評烏魯木齊黨政機關的衙門作風，他說，“康師傅”與烏魯木齊市擦肩而過，從表面上看是企業的市場行為，烏魯木齊開發區的地價是畸高（烏魯木齊經濟技術開發區向頂新集團開出的價碼是27萬元/畝）。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我們的某些干部對市委、市政府一再強調的“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轉變思想觀念”要求的落實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