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可口可樂可是奢侈品

 1979年1月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來到北京，中國內地向外國消費品市場打開大門。40年來從“想買買不著”“想賣賣不出”,變成了后來到“世界工廠”“世界市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走過了讓全世界驚奇稱贊的歷程。

改革開放40年，如果要用國人的切身感受來度量，恐怕沒有比買賣更直接的了。

 改革開放初期，憑票供應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自由買賣才剛開始為人們所熟悉，買進口貨更是讓普通人遙不可及；彼時的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還沒有留下太多足跡。2018年的今天，買和賣幾乎已經沒有時空界限，不僅是工業制品，生鮮時蔬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全球抵達中國，飛入尋常百姓家；來自中國的“制造”和“智造”則飛向世界，服務著遍布五大洲的異國家庭。

 從初的“特供”到“人肉背貨”,到代購大軍，再到跨境電商，國人對消費升級和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一步步的社會轉型和進步中，得以提升。

 而近日召開的進博會恰逢天貓雙11之前，而進口也是阿里巴巴今年重要的主題。匯聚了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地區、18000個海外品牌的天貓國際，正是中國消費升級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40年間，中國人實現了輕松地“買賣全球”,中國則一步步晉升為“世界工廠”,又逐漸轉變為“世界市場”,在全球買賣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跟著可口可樂，外資品牌洶涌而至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個新的時代到來。兩天前，中美兩國剛剛發布了《中美建交公報》。第二天，可口可樂公司也正式宣布將重返中國，并與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達成協議，向中國提供可口可樂，并開設可口可樂的裝瓶廠。

 1979年1月，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往北京，成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先到達中國內地的外國消費品。

 初，可口可樂的銷售對象被嚴格限制在來華工作、旅游的外國人，是名副其實的奢侈品。對中國人來說，這種裝在玻璃瓶里的棕色飲料，給人的印象就是貴--本土的汽水大概一毛五一瓶，可口可樂卻要賣到四毛五。剛剛喝上可樂的中國人曾評價它“有股中藥味”,但是越喝越喜歡。

 喝可口可樂，在當時，被認為代表了一種“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1984年，《時代》雜志的封面是一位手持可口可樂，站在長城上的中國小伙子，標題是“中國新面孔”.雜志撰文指出，此時的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有了嶄新的面貌。

緊跟著可口可樂的腳步，一大波外資品牌洶涌而至。

 1979年，法國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應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被稱為“服裝觀摩會”的時裝秀。國人次隱約感覺到，“商標”,或者說“品牌”,其意義似乎不止是衣服領子下面那一小塊縫制上去的布。

外商企業在中國的“”不斷涌現

 同年，瑞士雷達表進入中國市場，并不斷創造著外商企業在中國的“”:個做廣告，個把表帶和手表一起賣，個把表裝在盒子里銷售……當人們在黑白電視機里看到長達1分鐘的雷達表廣告時，他們對于“”的認知，被刷新了。

 當時，上海手表賣100元一塊，已經被人們當作奢侈品，而雷達表定價動輒八九百元，幾乎是天文數字。

 而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進入中國的豐田汽車，剛入華時，便宜的轎車也要30多萬。有人算過一筆賬，以當時的收入水平來看，這相當于如今大約30多輛法拉利的售價。這樣的價格，顯然不能指望能在大眾市場上銷售。豐田初瞄準的是政府用車市場。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緊隨尼克松的步伐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方同意從日本進口一批轎車，作為中國政府用車的品牌之一，其中就有豐田。

 有一些外資品牌，則選擇中外合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上個世紀80年代，由鄧小平特批的“與資本家合作造車”的上海桑塔納工廠投產。這個中德合資的項目，雙方各占50%股份，但在總投資3.87億美元中，德方承擔的費用是2.27億美元。

 1984年，在北京王府井街頭，塊外資品牌的大型廣告牌樹立起來。1986年，上海南京路上出現進口貨，人們爭相圍觀。同一時期，美國快餐連鎖店肯德基落戶北京前門，毫無爭議地成了“時髦”的象征和北京新地標。1993年，人們注意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南側，原先矗立著巨幅標語口號的地方，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被國內外的商品廣告所取代了。

友誼商店里的“特供”和“洋貨”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有了消費進口產品的需求，但一是市場上進口產品匱乏，二是很多進口產品，還真不是有錢就能買。

 以汽車為例，每一輛車的進口，都需要得到專門的批文，這就是歷史上的“進口汽車配額許可制度”.上個世紀80年代，海南島成為了經濟特區，利用政策的紅利，海南陷入了倒賣汽車的狂潮，堪比當今炒房。據說，瘋狂的時候，海南冒出800多家汽車公司，上到直屬機關、下到幼兒園，紛紛利用批文套利。

 同一時期，友誼商店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友誼商店建于上個世紀60年代，初衷是為手持外匯兌換券的外國人服務。在友誼商店里，不但出售“特供”級別的中國產品，比如高端的杭州織錦，蘇州雙面繡，還有大量國人聞所聞問的“洋貨”,包括各類家電和食品，比如威士忌、萬寶路、好時巧克力等。因為出售物品中包括未經審查的西方讀物《紐約時報》等，所以門衛禁止一切看上去像中國人的顧客入內。而人們常常會在門外窺視，好奇于商店里出售的物品。

 因為在國內的購買通路受阻，當時的國人，會利用一切出國的機會“人肉背貨”.而他們帶回的商品，多以生活必需品為主。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洋貨“一貨難求”的情況，在中國得到了改觀。1992年，北京友誼商店周邊出現了燕莎商場、賽特購物中心等一批合資企業，售賣商品更高端、更國際化。

新的貿易方式開始出現

 90年代，當時，松下、東芝、日立、索尼等一批日本電子企業巨頭登陸中國，在中國市場上如日中天。其中，松下是進入中國內地的外資企業。1978年10月28日，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與松下創始人松下幸之助進行會談。當時鄧小平說：“今后我們要搞現代化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準備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沒有電子工業，現代化無法實現，因此我希望你們的電子工業到我們那去。”那次會談后，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訪華，并與中國政府簽訂《技術協作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1987年，松下與北京市和電子部等下屬的4家企業合資成立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是當時投資（248億日元）規模的中日合資企業。此后，外資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在中國落地生根。

 新的貿易方式開始出現。加工貿易進口從無到有，成為中國貿易的主導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在其主編的《中國進口：戰略與管理》一書中介紹，加工貿易進口從1981年的6.83%上升到2006年的40.61%,并且，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占據中國進口貿易40%的份額。與此相關，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口比例從1981年的0.46%上升到2006年的60.59%,主導著中國進口貿易的格局。入世前后，隨著外貿經營權的逐步放開，私營企業在我國進口貿易中的地位也在急劇上升，從1999年的3.4%增加 到2006年 的8.48%.

 自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對外貿易開始實行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結合的戰略，對外開放的方針在于“促進出口、限制進口，保護與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保證國家關稅收入”.90年代以來，中國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加工貿易政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