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選傻子瓜子的三代傳承做分析？這不是一個家族企業，也不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只是一個個體戶，但是我們從另外的角度看看，想想。對傻子瓜子的傳承進行分析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首先，40年前他就敢偷偷摸摸賣瓜子，并成為中國最早的百萬富翁之一；他曾三次被鄧小平在談話中提及，時間點分別為1980年、1984年、1992年，剛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個重要轉折點。30多年的巨大經濟社會變遷，對年廣久來說，企業沒死、產業沒發展、組織沒提升、生產方式沒改變，只是換了四次老婆，還是蕪湖市傻子瓜子技術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第四任妻子是總經理（可能是只管2-3個員工的董事長與總經理），這是值得研究的。此外，當我們說到家族企業時，英文是Family business.或者說，當我們說到Family business時，既可是家族企業，也可是家庭企業。當今，中國大陸大約有私營企業1684.5萬戶，個體工商戶5165.2萬戶。這些企業或許很小，但數量巨大，我們不能忽視它們的傳承。

 我們從他四換老婆來分析這個家庭企業的傳承故事。1963年和1966年，年廣久被扣上“投機倒把”、搞資本主義的帽子兩次被抓。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徹底翻身的年廣久決定大干一場，但遭到第一任老婆耿秀云的堅決反對而離婚。1986年，年廣久與蕪湖市新蕪區聯營，就是現在說的混營，得罪政府派來的人而被舉報貪污和挪用公款，1989年9月被抓進監獄。1990年，在監獄的年廣久將“傻子”商標授權給第二任老婆彭曉紅，遭到兩個兒子的反對；由于在監獄待了三四年，與彭曉紅在理念上存在很多分歧，并嫌彭曉紅過于強悍而離婚。1996年，賣水果的小販李愛華成為年廣久的第三任夫人。這期間年廣久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老大和老二的生意也越來越好，同時他們之間的競爭也不斷升級。在年廣久的倡導下，父子三人在1997年6月成立了“傻子集團”,企業經營進入新階段。但兩個兒子提出李愛華不能在新公司任職，李愛華黯然離職，隨后與年廣久協議離婚。2000年，年家人簽署了轉讓“傻子”商標協議，以此化解他們的矛盾。但出乎年廣久意料的是，兩個兒子反而打得越來越厲害，結果對簿公堂。

 后來，媒體有年廣久孫女年子君到合肥創業的報道。年子君從香港學成歸來，不進家族企業，異地創辦了自己的英語培訓學校。這一舉動，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傻子瓜子傳承至今還沒過三代。

 前面指出，Family business既可指家族企業，也可是家庭企業。那它們的區別在哪里？從產權角度觀察，家庭是一個單產權的經濟單位，而家族可以是多產權單位的集合。其次，家庭是以婚姻與血緣關系為紐帶、存在相互供養權利與義務的多種社會關系綜合的生活共同體，而家族則是多層次的、由同一祖先后裔構成的單一血緣關系群體。家族是家庭的擴大或延續。可以說，中國很多家族企業本質上還是家庭企業。

 自古以來，有夫有婦，然后為家。婚姻成為建立家庭的必要前提。婚姻生活是否和諧、美滿，必然影響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質量。有研究表明，家族企業主的婚姻次數（尤其是與多位配偶生育孩子）越多，家族內部發生沖突的可能性越大，企業傳給家族后代的成功率越小。年廣久的四次婚姻對他來說是生命的幸還是不幸，我們不作評價，但對孩子來說肯定是不幸的。離婚也就意味著家散，孩子會對生活產生恐懼，會感受到世態的炎涼和自私者的冷漠，不再相信愛。不斷再婚的年廣久自然與家人，尤其兩個兒子的關系日益疏遠，包括大兒子意外身亡，或許暗藏多次婚變的因素。婚變也導致家庭企業傳承的困難。

 我們都認可家族企業或家庭企業傳承時，最為重要的是文化的傳承，或者說是家文化的傳承。正如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德？德魯克說過，管理是以文化為轉移的，并且受其社會的價值觀、傳統與習俗的支配。

 中國傳統文化全部建筑在家文化的基礎之上，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家文化的要義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或者說是孝悌。孝：是孝順。孝順父母。往大了說，可以是移孝作忠，這也是大孝。悌：是悌敬。就是兄弟之間，兄友弟恭。孟郊寫道，“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首詩生動表達了中國人深厚的家庭情結。然而，從年廣久婚姻、家庭與家庭企業傳承中看到的是家不穩（四次婚姻）、父不慈（或許在監獄里有心無力，無法慈祥，或許多次被抓扭曲了心靈，只有對孩子轉移暴力，自然就沒有慈祥了）、子不孝（當父親是一個犯投機倒把罪的父親，當父親因為貪污與受賄被抓進監獄時，孩子在社會受到歧視，或許對父母是怨恨的，哪來的孝順）、兄不友、弟不恭（不同娘生的孩子，不友不恭也屬正常）。可以說，年廣久的傻子瓜子的家庭企業無法傳承的核心是家文化的丟失。

 年廣久的家文化丟失，中國人的家文化還在傳承嗎？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家庭模式一般至少包括夫妻和子女兩代人，并普遍存在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現象。“五四”時期，已經開始對家文化進行了系統的、尖銳的批判，認為兩千多年來的家文化不過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基礎。家文化破壞人們的獨立人格，窒息人們的自由思想，剝奪人們的平等權利，要推翻專制統治和批判封建禮教，就必須清除家文化。此外，全球化浪潮、世界扁平化、世界產業大轉移、快速城鎮化步伐、婚姻觀念、性觀念的巨大變遷，特別是三次《婚姻法》的頒布與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傳統的中國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都在發生變化。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兄友弟恭”成為歷史。而年輕一代的職業和地理上的社會流動-時空分離也使得父慈子孝成為昨日黃花。我們可以看到比電視連續劇里不斷上演的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鬩墻更為精彩、更意想不到的故事，主題只有一個，喪失家文化的家族中人的血腥殘殺。

 家文化在家族企業與家庭企業傳承的作用與家文化的喪失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傳統的家文化在家族企業與家庭企業傳承中的有限性。經濟學家、管理學家眼中的企業（或者說公司）是從西方的一整套理念中發展出來的，他們眼中的企業（公司）發端于十六、十七世紀，是人類組織在歷史上的一種獨特形式，是以企業法人的形式實行股份制。“法人”的概念并非源自中國本土，在西方社會，法人團體的形成得益于個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達成的契約關系，這是一種從外部規定個體權利義務關系的組織形式。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眼中的公司更像是一種社會組織。公司是一個歷史文化情境之下的產物，而非獨立其之外的實體。

 當媒體報道年廣久及傻子瓜子的公司沒有辦公室、辦公桌、沒有治理結構，辦公室就是麻將室，談生意就是打麻將，年廣久著實可笑。但我們反思一下中國大陸許多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本質上還是橡皮圖章時，年廣久可笑嗎？當我們認識到，企業家到高檔會所、高檔酒店喝茅臺（600519,股吧）、人頭馬談生意與年廣久打麻將、喝茶談生意本質沒有區別時，年廣久可笑嗎？看家族企業家身上彌漫著一種匪氣、專橫、暴戾、猜忌，家族企業中依然還是人治、人身依附、阿諛奉承，依然沒有契約精神，年廣久說了算可笑嗎？看我們眾多家族企業30多年販賣產品基本是模仿而不是原創時，草根出身的、沒有權貴支持的年廣久30年來一直賣傻子瓜子或許也沒有那么可笑。

 我們是否一邊在丟失傳統的家文化，一邊又沒有好好踐行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契約文化。我們是否要把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過來用到家族企業傳承中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具體說，就是在家族企業傳承中要以現代企業制度為體、為框架，以傳統家文化為補充。而傳統的家文化為補充不是宋明以降后的家文化，而是在現代文明的框架下，重拾先秦時期的家文化，重塑具有獨立人格的、孝悌的、沒有忠君思想的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