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依法對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質量經理等6名涉案人員予以刑事拘留。這意味著，轟動一時的福喜劣質肉事件,將進入司法程序。
近些年來，食品安全問題頻發，消費者危機意識劇增，然而又鮮見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曝光，并讓責任人接受法律的制裁。
食品安全問題的現實究竟如何？法律對食品安全犯罪的約束究竟有多大？為此，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查閱近年來公開的168份有關食品安全犯罪判決書，循此樣本，管窺這一領域的監管缺失，以及法律的作為。
168份判決書來自1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時間跨度從2006年至今。判決書樣本顯示，在食品安全犯罪類型中，瘦肉精、毒豆芽、死豬肉和地溝油等日常生活食品，仍是犯罪分子牟利的主要手段。其中瘦肉精案件最多，占31%.
從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區河南、陜西和湖南的食品安全犯罪較多，有40%的案件來自重災區河南，這里同時也是瘦肉精的泛濫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有9起案件來自上海，主要涉及餐飲企業違規使用罌粟殼。
從判決結果來看，除被媒體曝光或公安部督辦的重大案件，被科以重刑外，多數案件涉及的都是小作坊企業，責任人的刑期均在2年以下，許多還是緩刑，這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拍蒼蠅.
案件多爆發于近5年
澎湃新聞選取的168起案件中，大多集中在2009年以后，僅有1起發生在2006年。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也顯示，2009年之前有關食品安全犯罪的案件為零。
2009年之前的案件樣本稀缺，雖然與判決書上網滯后有關，但亦能折射出食品安全犯罪進入司法程序的時間線索。北京晚報去年曾報道，北京一中院近10年間，僅受理了4起食品安全類犯罪案件，提起公訴的案件數量與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數量相去甚遠。
西安大瑞律師事務所律師主任李金社認為，食品安全案件之所以少見，既因民眾缺乏維權意識，也與政府不喜歡將丑聞曝光有關。老百姓遇到問題根本想不到打官司，嚴重點的也都私下解決了。他告訴澎湃新聞，自己從業已有20多年，從未代理過食品安全方面的案子。
2009年作為一個時間節點，或與2008年發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有關。雖然在此之前，2002年廣州爆出蘇丹紅事件、2003年又出現過金華毒火腿,以及2004年阜陽毒奶粉致大頭娃娃案件，但食品安全問題仍未獲足夠重視。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才終于將食品安全問題推向高潮。4名嬰兒死亡，無數孩子被結石纏身的代價，迫使官方在次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下稱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問題由此獲得空前重視。
新法的效果很快彰顯，此后被判決的食品安全犯罪的數量總體增長。
判決書樣本顯示，2009年進入公訴程序的食品安全案件2起，2010年5起，2011年激增至61起，2012年回落至36起，2013年增加至50起，而今年截至目前只有13起。
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顯示，2011年之前，有關食品安全的案件均為民事案件。2012年才出現15起刑事案件，但民事仍舊占據多數，為44起。與澎湃新聞獲得的樣本近似，2013年，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案件猛增至339起。
新一波案件增長高潮，源于2013年5月3日 兩高對食品安全法的解釋，明確了危害食品安全相關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提出了相關罪名的司法認定標準，統一了新型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意見。
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當前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數量大幅攀升，重大、惡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時有發生。孫軍工還提到，諸如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溝油、病死豬肉等系列案件，群眾對此反映強烈。
隨后，全國多地開展了打擊食品違法犯罪的專項行動。根據山東省委政法委透露的數據，去年山東全省法院一審危害食品藥品安全刑事案件收案222件，同比上升263.93%.
大眾日報的一篇報道稱，山東食品安全犯罪之所以看起來越打越多，實為打擊力度增大了。
瘦肉精、毒豆芽、死豬肉、地溝油
孫軍工所言群眾反映的問題，在判決書樣本中得到了體現。
根據澎湃新聞記者的統計，186個案件中，涉嫌瘦肉精的最多，為53起，占31%.此外，毒豆芽、死豬肉、毒腐竹、毒豆腐和地溝油，數量依次為23起、9起、8起、8起和7起，幾乎涉及日常生活飲食的各方面。
判決書樣本顯示，53起瘦肉精案件中，除1起發生在遼寧，其余52起均發生在河南，這也為瘦肉精重災區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注腳。梳理判決書樣本，不難看出瘦肉精的流向路徑，它們幾乎都是被養殖場私下購買，然后超標喂養生豬，最終進入消費者的身體。
2008年夏天開始，河南淇縣農民馬創業先后花了11500元，從江蘇購買了60千克瘦肉精,又以每千克250元到400元不等的價格，將瘦肉精賣給同縣的養殖戶楊意保、岳朝陽等人，共銷售出40余千克。
瘦肉精是一類動物用藥的總稱，將瘦肉精添加于飼料中，可以增加動物的瘦肉量、減少飼料使用、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但因為考慮它對人體會產生副作用，各國開放使用的標準不一。
在中國，通常所說的瘦肉精則是指克倫特羅，它曾經作為藥物用于治療支氣管哮喘，后由于其副作用太大而遭禁用。農業部于1997年發文禁止瘦肉精在飼料和畜牧生產中使用。
馬創業購買和銷售的正是克倫特羅。2011年5月，楊意保將24頭喂過瘦肉精的生豬以每公斤7.58元的價格，賣到商丘等地，在運送途中被執法人員查獲。其余的瘦肉精案件中，規模的有300頭豬被喂過，多數被銷售出去，僅剩28頭被查獲。
瘦肉精之外，民眾普遍關心的是地溝油問題。雖然判決書樣本收錄的案件僅有7起，亦可從中窺見其生產、加工和銷售的灰色鏈條。7起案件中，廣西和湖南各兩起，陜西、湖北和上海各1起。
2010年到2011年7月，湖南桃源人吳長松，雇傭吳長青等人，從周若飛等人處購置廢棄油脂、各類肉及肉制品的加工廢棄物，利用一種名為白土的輔助材料，生產出食用油955噸，再將其銷售給經營糧油超市的向平，最終流向餐館和餐桌。
在各種生熟加工食品中違規使用工業原料浸泡的案件，亦有25起，占15%.
判決書顯示，不法分子為了讓毒豆芽、毒腐竹、毒銀耳等外表美觀，將其在化工原料中侵泡。福建省古田縣人黃宗斌，長期用工業硫磺熏蒸銀耳并銷售。而為了增加腐竹的韌性和色澤，廣西賀州人陳運輝，在泡黃豆中添加硼砂等有毒物質。
此外，傳言中的火鍋底料問題，也在判決書中得到證實。
2012年6月開始，鄭某在上海雁蕩路上經營一家四川火鍋店，為了降低成本，鄭某指示雇員鄭某從另一家川菜店中回購廢油，并制成紅油使用，還銷售給別的火鍋店。
值得一提的，2013年5月，馮某在上海青浦區經營一家某某麻辣燙,為提升鍋料香味，馮某在作料中添加了有毒的罌粟殼。執法人員從其香料中，還檢測出了嗎啡、可卡因等有毒物質。
小作坊、拍蒼蠅
168份判決樣本中，幾乎找不到大型企業，多數為名不見經傳的私人企業或者小作坊.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數據，也呈現出這樣的結果。
而從量刑上看，除了被媒體曝光的案件和公安部督辦的大案，其余案件多數因犯罪分子悔罪態度較好而從輕處罰.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雖然將這類犯罪的量刑上升為死刑，但修訂后至今，最重的判決止于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該判決于今年1月7日由山東濟南中院作出，對制售地溝油的主犯朱傳峰判處死緩.
168起案件中，西安人李某等因銷售地溝油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河南焦作人賀群啟等，因銷售瘦肉精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河南沁陽人郭和平等因銷售地溝油被判處8年。
澎湃新聞查詢發現，該3起案件均發生在2011年，被科以重刑的西安人李某，正好在全國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活動中被查。而銷售瘦肉精的河南人賀群啟，屬于當年央視3.15晚會曝光的案例，郭和平則是在河南隨后刮起的第二輪打擊瘦肉精風暴中被查處。
曾為西安李某辯護的西安志功律師事務所律師馬崗嶺告訴澎湃新聞，他對這種運動式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成效表示質疑。他說，這是他執業生涯中一次代理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律師們平時都極少接到這類案件。
馬崗嶺說，因為該案是公安部督辦的要案，整個程序都比較快，他同時也認為12年的刑期對李某來說重了些.澎湃新聞查詢發現，為李某提供地溝油的生產廠商，負責人為山東人柳立國，該案件曾被媒體稱為是全國地溝油案，柳立國和另一名主犯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余被告人分別被判處7到15年有期徒刑。
澎湃新聞記者統計的數據顯示，僅有兩期案件刑期超過10年，從輕判決的案件中，刑期在兩年以下的有138起，占82%;而判處緩刑、拘役和只繳納罰金的為主流,為64起，占據38%.
從輕處理的案件中，涉及日常生活食品犯罪雖然頻發，但懲處力度多是罰款、拘役或緩刑。陜西志丹人周某，為了讓豆芽好看好賣，在生長豆芽時加入了一種有毒的6-芐基腺嘌呤無根生長素,為此他獲刑1年，緩期兩年執行。而重慶人鄺某利用白糖、明礬等原料熬制成蜂蜜并銷售，法院判決8個月
長期關注食品安全的公益組織南京天下公負責人于方強注意到，這樣的判決現實會給人食品安全犯罪成本過低的印象，而多數接受法律制裁的企業又是私企或小作坊,難免讓人覺得是拍蒼蠅.
去年《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征求社會意見期間，南京天下公致信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提出5點立法建議。包括建議刪除要求媒體客觀、公正報道食品安全問題的條款；建議刪除對單位及個人發布食品安全信息的限制性及禁止性條款等。
于方強說，過去幾年發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有公信力的媒體和公共人物，在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方面對社會做出了貢獻，這些條款看似有利于提高新聞媒體的專業報道能力，但實踐中卻會產生限制媒體報道、減少食品安全問題監督的嚴重后果，對個人舉報問題的限制亦是如此。
于方強同時認為，應該同時將大企業納入重要的監管范圍，因為大企業一旦出現食品問題，涉及范圍更大。而且，大企業的產業鏈條更長，趨利的沖動更大，且隱蔽性犯罪更難監管。
威懾背后，重點是監管
168份判決書中，澎湃新聞沒有發現因食品安全問題，有監管部門責任人受到處罰的案例。除非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刑不上監管是判決書樣本反映出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
澎湃新聞咨詢多位律師和法院系統人士，普遍的印象是這類案件非常少.這個問題很復雜，不單單是法律可以約束的。律師李金社說，由于食品安全犯罪具有一定的技術性，對犯罪情節的認定涉及衛生、質檢等多個單位，并非公安一家可以辦案，這也為打擊帶來了一定困難。
此外他認為，食品安全犯罪之所以難以進入公訴程序，還有地方政府的面子問題.即使進入公訴程序的案件，這類案件也極少為公眾所知。
澎湃新聞檢索發現，168起案件中，至少有過半案件沒有媒體報道，家丑不外揚成為地方政府處理食品安全問題的習慣性做法。
曾代理云南地溝油案，豐瑞地溝油案的律師李春光告訴澎湃新聞，食品安全問題的判決，受政治、輿論影響較大。
李春光認為，不應該指望通過刑事手段來遏制食品安全問題。他說，在食品安全犯罪的適用法律上，有重刑主義的傾向；但在司法實踐中，又并非每一起案件都能追責到位。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圖謀不軌者往往覺得食品安全犯罪的風險很低。
他分析，即使重刑能落實到每一起案件，也未必能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因為重刑會將問題推向公安部門，從而弱化行政職能部門的監管責任。
代理豐瑞地溝油案件后，李春光一直關注食品安全方面的議題，他說現在政府對食品安全的監管是雷聲大雨點小,呼吁的多，通過的東西也多，但落在實處的少.他認為，在法律的威懾背后，食品安全問題應該在監管環節加大投入和力度。
2024/11/8至2024/11/10
